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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你香港廉政公署成功反贪的秘密(图)

2013年05月30日 15:25    来源:中国警察网   作者:黎玲玲   


资料图:香港廉政公署。

  中国警察网讯 香港的廉政公署(ICAC)于1974年成立,短短几十年间,廉署反贪成绩斐然,使香港由一个贪腐盛行的社会跻身于全球最清廉地区之列,目前在“透明国际”180个国家和地区排名中位居第十二位,在亚洲仅次于新加坡。因此,ICAC也逐渐在当地百姓中树立了良好的口碑和强大的公信力,“香港优势,胜在有你和ICAC”的宣传词让人心悦诚服,“廉署是香港社会发展的基石”也成了人们的共识。

  上个世纪70年代以前,香港社会贪污腐败极其严重,几乎涉及到每个行业,上至政府高官,下至普通的小职员,无不有贪污私利之徒,以至于连消防队在救火时都要视接收的财务多少而定,曾经在廉署反贪中被治罪的警司韩德有过这样的供词:“贪污在香港警察队伍中已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就像晚上睡觉,白天起床、刷牙一样自然。”

  1973年,引起涉嫌贪污420万港币的香港九龙总警司葛柏出逃案更是把贪腐推向了一个“高潮”,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贪污捉葛柏”大游行,在此种情况下,时任港都麦理浩雷厉风行,委任高级副按察司百里渠爵士成立委员会进行彻查。此后根据《香港特派廉政公署专员条例》于1974年2月15日成立了香港廉政公署,它独立于香港政府的架构,廉政专员则直接向行政长官负责。根据《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ICAC的使命是:廉政公署致力维护本港的公平正义、安定繁荣、务必与全体市民齐心协力,坚定不移,以执法、教育、预防三管齐下,肃贪倡廉。与此同时,香港政府还颁布了《香港特派廉政专员公署条例》(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 Ordinance,共18条)、《防止贪污贿赂条例》(Prevention Of Bribery Ordinance,共35条)以及《舞弊及非法行为条例》(Corrupt And Illegal Practices Ordinance,共29条)这三个条例以赋予廉政公署反贪倡廉的权力。此外,香港政府为了保证廉政公署自身的清政廉洁和高效的工作,它委任了社会各界贤达组成四个委员会对廉政公署的工作进行监督,委员会的主席由非官方人士担任。这些委员会是:贪污问题咨询委员会、审查贪污举报咨询委员会、防止贪污咨询委员会和社区关系市民咨询委员会。其成功处理的重大案件包括佳宁案,海外信托银行事件,26座公务贪污案,2003年冼锦华高级警司案等等。据《瞭望》最新报道《香港廉署查案超7万件,扳倒上海首富引反贪地震》,我们对其反贪取得的成就可见一斑。更为重要的是,在香港的百姓中形成了对贪腐“零忍耐”的氛围,最大限度的发挥了民众的监督作用。我们知道,对于以华人为主的香港社会,其贪污产生的历史根源及文化心理在某些层面上和内地如出一辙,那么较之于内地,香港廉政公署成功反贪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对内地究竟又有哪些启示呢?

  首先,应归功于ICAC的机构、人事、财政和办案独立。ICAC是脱离于香港所有政府机关的,廉政专员依法直接向政府最高首长负责,其他工作人员大部分是以合约方式聘用或从香港警方借调。因此,他们依法检查、监督职能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在具体办案过程中,受其他因素的干扰和制约的影响较小。而内地的各级反贪污贿赂局对内受到各级检察院院长、检察委员会的监督与制约,对外受到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常务委员会的监督并依法向其报告工作。各级反贪局的工作人员隶属于国家公务员,受到政府机关对于公务员的规范要求的限制。同时,内地还有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国务院监察部负责反贪工作。由此看出,在内地这种特有的权力体系下,反贪机构在办案时,往往会遭到来自各方的压力的牵制甚至阻扰,较之于香港廉署,内地在保证反贪机构的独立性和权威性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能简单效仿,要积极探寻一条适合实际情况的可行之路。

  其次,ICAC依托立法形成了完备的监督制约体系。有法可依是基础,如果没有一套与之相适应的监督制约系统,ICAC也不会取得如此明显的成效。香港有完善的反贪法律条例,内地的条款也不少,但ICAC所接受的全面的监督制衡正是内地所缺乏的,在香港,廉署除接受最高行政长官的直接间接监督以外,还接受来自立法会、司法、廉署内部和公众的监督,这些监督渠道成功避免了行政部门的干涉,维护了机构本身的独立性和公信力。

  最后,强调反腐教育工作,发挥民众的作用,真正形成对腐败“零忍耐”的社会氛围。香港是一个法治社会,法律只有深入人心才能起到防微杜渐的效果,实践证明,香港廉政公署从执法、防贪、教育三方面入手“三管齐下”反贪腐是非常明智的。它通过专门的社会关系与新闻媒体、社区教育机构合作进入居民区向其讲解反贪污法例的条文,灌输反贪腐的意识,以实例展示肃贪倡廉工作和百姓日常生活是如何紧密相关的,教会他们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身利益,应对身边的贪污问题,以及向廉政公署举报投诉的方式等等,大力宣扬诚实、守信、公平的商业价值观,并借民众之力一起端掉反腐分子的容身之地。由此,廉署和民众之间也形成了良好的互动关系,民众的信任支持给了廉署反贪的动力和信心,廉署的工作成果给了民众廉洁透明的公共服务。相比而言,内地由于受到人力、物力、财力的制约,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够,尽管内地公众对贪腐行为也深恶痛绝,但对于很多诸如人情关系往来“潜规则”大多都漠然处之,这和相关机构疏忽对百姓反腐教育、没有给予民众切实可行的制度保障以及在某些层面上对媒体和公众透明度不够相关,这是不利于反贪腐工作的深入持久展开,也是不利于广大人民同贪腐分子作斗争。

  总而言之,内地政府有必要总结香港廉署在反贪工作中的经验,看到香港和内地的反贪机关在成立基础、组织机构、职权范围和政策立法等方面的不同之处,重视加强和民众的联系,改革反贪制度,建设科学合理适合国情的反贪腐运行方式,最终能创造一个清廉的社会环境,树立良好的政府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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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黎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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